箴谏文化的解读
(一)箴谏一词的释解
明朝徐师曾在《文体明辨·序说》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·箴铭》的观点，他认为：“盖医者以箴石刺病，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，谓之箴，喻箴石也。”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曾对“谏”作过说明：“谏，证也。”由此可知，谏与证是同义，都有论证与劝诫的含意。
当箴谏二字合用时，原指是用箴石(铁器产生之前，以石料作针灸)刺通病穴，以求治患者。转意用在官场上，箴谏就有新的含意。即以历史上的警世箴言论证贪腐暴政的危害性，告诫当权者翻然改悔，防范历史教训的重演。中国古代使用箴谏由来已久。大凡人患疾病都是阴阳失衡，气血不通所致。古人认为：“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。”当用箴石刺通人的病穴，就会心脉畅通，阴阳平衡，病痛痊愈，发生“行气血而营阴阳，濡腑脏而利关节”的奇效。而在官场中，箴谏最先表现为以言语的形式讲解箴言的大义，用以规劝警示当权者改正弊端，缓解社会矛盾与危机，求得久安长治。《尚书·舜典》曾举出舜设纳言一职的例证，用以说明箴谏的重要性。舜曾当着部下宣布说：“龙，朕 谗说殄行，震惊京师。命汝作纳言，夙夜出纳朕命，惟允。”孔颖达正义说：“帝呼龙曰：龙，我憎病人为谗佞之说，绝君子以行，而惊动我众人，欲遏之，故命汝作纳言之官，从早至夜出纳我之教命，惟以诚言，每事皆言，则谗言自绝，命龙使勉之。”由上例证可以看出，舜是通过设置纳言一职，广开谏路，收纳箴言，杜绝谗言，用以随时提醒监督自己，减少与纠正行政上的失误。同时也表明箴谏作用的突显，使当权者必须设置纳言，专职从事进谏箴言的工作。
(二)箴谏文化的解析
中国古代进入夏商周时期以后，总结了黄帝、尧、舜、禹统治的经验，逐步把箴谏的言语表达方式转化成为文字表达形式。即把有警示与告诫价值的箴辞、箴言、箴铭雕刻在甲骨上，或浇铸在青铜器皿上，使得他具有长久保留价值与长期流转的意义。
中国古代以文字为表现方式的箴谏文化最早渊源于商周时期。商王盘庚曾说：“相时俭民，犹顾于箴言。”(《尚书·盘庚上》)他强调多关注民间对行政的反映意见，特别要注意收集有价值的箴言，以利于治国。另外，西周出土文物《大盂鼎铭文》反映出周初对箴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，即“唯九月，王在宗周，令盂……今余唯令女(汝)盂召(绍)(荣)，敬雍德(经)，敏朝夕入谰(谏)，享奔走，畏天畏威。”这是周初天子令盂绍荣按照德治的要求，早晚收集反映箴谏文化的作品，用规劝告诫当政者，免于过误。这类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的出土，反映出箴谏文化的真实存在与借鉴价值。这种文化形式不同于清廉文化的律己性，而更多的表现为律他性。
又据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载：“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阙。”晋人杜预注释说：“辛甲，周武王太史。阙，过也。使百官各为箴辞，戒王过。”这表明周武王对箴谏文化的极端重视，使辛甲这一当时的高官负责收集整理来自各方面的箴谏作品，用以警戒周王，减少失误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，辛甲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流传影响巨大的箴谏作品——《虞箴》。这部著名的箴谏作品到东汉时期仍然完整保存。另据《汉书·扬雄传》载：扬雄曾认为：“箴莫善于虞箴，作州箴。”即仿照西周的《虞箴》，由扬雄制定了汉朝的州箴，用以警示百官自律。而南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箴铭》一文中还说：“及周之辛甲，百官箴阙，唯《虞箴》一篇，体义备焉。迄至春秋，微而未绝。故魏绛讽君于后裔，楚子训民于在勤。战代以来，弃德务功，铭辞代兴，箴文委绝。至扬雄稽古，始范《虞箴》，作卿尹、州牧二十五篇。及崔(因)胡(广复)补缀，总称《百官箴》，指事配位，鉴可征信，所谓追清风于前古，攀辛甲于后代着也。”由上可知，周初辛甲汇编《虞箴》一书以来，标志箴谏文化的正式形式，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，前有春秋的魏绛、楚子，后有汉代的扬雄、崔因、胡广复等，承前启后不断推动箴谏文化的发展。官箴文化以及各项箴谏制度成为匡正君王过失，实现统治阶级内部自我调整，自我挽救的重要手段与方法，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箴谏文化的表现与作用
箴谏文化大致有两种表现形式，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作用。
(一)讽谏形式与作用
据历史文献记载，讽谏形式比较早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其中，比较著名的有邹忌讽齐王纳谏与触龙讽赵太后纳谏两个例证。以后者为例，据《史记·赵世家第十三》记载：赵惠文王三十二年(前266年)过世，太子丹继位，为赵孝成王。此时，秦以赵国君主新立，太后掌权，国势不稳，急攻赵国，连拔三城。赵国危机不得不求救于齐国。齐国以赵国长安君为人质，才允诺出兵。赵国太后疼爱长安君拒绝大臣箴谏。左师触龙眼见强谏无果，便转而采取讽谏的形式，要求面见太后。太后不得不面见他，但态度冷淡。触龙入座后自谦地说：“臣腿部有病，很久不能拜见太后。自己猜想太后可能也为有病而苦恼，故愿参见太后，叙聊一番，以了心烦。”太后答说：“老身靠辇车还可以行走。”触龙又说：“吃饭是否减少了。”回答说：“靠喝粥维持。”触龙接着又说：“我现在家中只吃平常饭，吃过要强制步行，每次三四里路，保持阴阳平衡，以利身心。”太后闻后说：“老身恐怕做不到。”但面上不和之气已经缓解。触龙看见情况好转才又说：“我幼子舒祺年小，而我年迈力衰，又非常心疼他，请求您给他补个黑衣之缺，用以警卫王宫，请您恩准我的冒昧请求。”太后问说：“你的小孩值得同情，他几岁了。”触龙说：“他十五岁了，我虽不才，但请求在我死前将他托付给您给予关照。”太后奇怪地问：“男子也怜爱幼子吗？”触龙对答说：“比女人还有过之。”太后笑道：“女人更甚。”触龙对答说：“老臣以为您关爱女儿超过对长安君。”太后说：“你言过其实，对她哪比得上对长安君呢？”触龙对答说：“父母爱子，首先要为他们长久设计。您送女儿出嫁，虽然悲伤，但在祭祷时愿她永不返回，以确保她的地位，并使后代相继为王。”太后也承认。触龙进一步劝说道：“三代之前，赵王子孙仍做诸侯者，还有后继者吗？”太后答道：“我不曾听说。”触龙深情地说：“这种无后继者的局面，不仅不利于诸侯自身，也祸及后代。这是子孙们不行吗？不全是。这因为他们位尊而无寸功，俸厚而不辛劳，只靠先王的恩荫。由此我认为您为长安君考虑的太短暂。只封他以沃土，赏赐以高爵，而不使他为国立功。一旦赵孝成王过世，长安君以何立身呢？”太后闻听很受触动，进而改变自己看法，让长安君赴齐为人质，并令百乘战车随行保护。齐国于是发兵援助，秦兵围困得以解除。由上可见，同样是箴谏文化的表现形式，而讽谏形式比较讲求艺术，注重方法与实际效果，或通过讽喻，或通过反衬的方法，打动人心，启发当事者在家国冲突中做出正确选择，同时，也使国家转危为安。
(二)强谏形式与表现
在中国古代也有社会环境极其恶劣而情势又极其严重的关键时期，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冲破常规，对君王的倒行逆施实行强谏。比干强谏纣王而三日不退就是突出例证。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：商纣王自恃资质超人臂力出众而刚愎自用，贪暴残民，拒绝纳谏，终于造成天下大乱。王子比干曾经入宫劝谏纣王改过从善，而纣王拒谏不听。纣王的重臣祖伊告警说：“现今上天要革殷命，龟甲也显示不吉之兆，不是祖先不保佑后人，而是大王你淫虐自毁前途。现今百姓无不逃离，都说上天将降灾祸，大限已至。大王你想什么办法自赎呢？”纣王根本不加理睬，依然故我。最后祖伊也投身到反抗行列，并得出总论说：“纣不可谏矣。”也就是说关闭了纳谏之门。其后，纣王兄长微子启(母亲出身低微，没被立嫡)也几次婉劝，纣王仍然不听。微子恐怕降罪，同太师、少师商议，最终逃离纣王而去。比干有鉴于此，做了最坏的准备。他说：“为人臣者，不得不以死争，乃强谏纣。”又如《正义·括地志》所说：“比干见微子去……乃叹曰：主过不谏，非忠也。畏死不言，非勇也。过则谏，不用则死，忠之至也。”于是，比干强谏纣王三日不去。纣王怒而宣比干进宫问道：“为何如此坚持？”比干说：“修善行仁，以(忠)义自持。”纣王愈发恼怒说：“吾闻圣人心有七窍(穴)，信诸？”于是，“遂杀比干，刳视其心也。”比干强谏被剖心致死，这是商纣王制造的一起人间悲剧。但比干忠勇而献身于强谏却为后世树立“文死谏”的先例，成为有识之士效法的榜样。同时也应指出强谏不同于讽谏，是在统治危机前提下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，而且以付出生命为代价，但在王权专制的环境中暴君专制的条件下很难奏效。这又启发人深入思考内中的原因。
有关箴谏文化的历史思考
箴谏文化作为官箴文化的重要构成，他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，出现于专制主义的历史环境中，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带有本阶级的局限性与人治社会的特征。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及当时当地的标准，根据对历史发展有无新贡献的观点考察，就会发现经过扬弃的箴谏文化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。
(一)箴谏文化具有兼听则明的启示作用
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环境不同于古代西方的希腊、罗马，具有东方国家的特色。后者由于社会发生动荡，出现政治法律危机时，通常靠选举、罢免等民主政治的方法加以协调解决(其间也不乏暴力斗争的先例，但以前者为主)。在中国古代君权专制的社会环境下，出现社会危机或重大社会矛盾时，也产生了自我调整、自我修正的救济机制。这种救济机制不同于西方，而带有传统中国的特色。从制度层面上看，为维护王朝久安长治，以往各代相继建立了言谏官的箴谏制度，以及给事中的封驳制度等。这些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便是传统的箴谏文化及其思想理论。由思想文化与制度构建两个层面所形成的传统救济机制，对克服帝王专断与统治阶层的过误，造就盛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同时在王朝面临危机时，也可以发挥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。据《汉书·刑法志》载：由于汉文帝接受廷尉张释之的劝谏，合法合理地处理了犯陛案，赢得了民心，树立起法律的权威，推动了文景盛世的产生。又据《旧唐书》卷七十一载：魏征曾多次犯颜直谏唐太宗，使李世民避免了决策上的失误，从而推动了唐朝发展并造就了贞观盛世。《新唐书》卷九十七载有魏征总结箴谏文化作用的一段名言。他说：“君所以明，兼听也；所以暗，偏听也。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”魏征清楚指明纳谏会开启当权者的治国聪慧，开创盛世的新局面。他的总结是深刻的极富哲理的，也对后世治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(二)箴谏制度缺乏可靠保障，难于取得长久效果
箴谏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缺乏可靠的保障，这使谏言者时时要冒极大的风险。根据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载：魏征曾郑重地对唐太宗说：“愿陛下俾臣为良臣，毋俾臣为忠臣。”太宗说：“忠良异乎？”魏征说：“良臣，稷、契、咎陶也；忠臣，龙逢、比干也。良臣身荷美名，君都显号，子孙传承，流祚无疆。忠臣己婴祸诛，君陷昏恶，丧国夷家，祗取空名，此其异也。”魏征的看法正好说明箴谏制度缺乏可靠保障，才使谏言者付出悲惨的代价。专制君王的拒谏和杀戮言谏大臣，破坏了王朝自我救助的机制，从而导致国家灭亡，只存忠臣之名的后果。进而言之，箴谏文化以及以此为思想基础建立的言谏制度具有严重的局限性，他不能为言谏者提供可靠的保障，只能运作于一时，而不能运行长久。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郭成伟）